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朋友
作者：Brendan Mackie 原文：https://reallifemag.com/why-cant-we-be-friends/
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在互联网上与名人发展的单向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所谓的准社交关系(意思是社交的，或者反常的社会关系)几乎到处都有。例如，约翰 · 穆兰尼（John Mulaney ）的粉丝们对他最近混乱的个人生活表示担忧，就像他们对他的笑话大笑一样。像 Blackpink (叫做 Blinks)和 Twice (叫做 Onces)这样的韩国流行乐队的粉丝们在 YouTube 上发布了大量支持他们最喜欢的歌手的视频。(“为了这一刻，Roce 付出了那么多，让我们尽我们所能支持她吧! !”)经常在zoom里开会的人会消失了几个小时，观看Twitch的现场直播节目《我的世界》或PUBG。甚至Peloton的训练师也被宣传为在我们的健身过程中的支持伙伴，而不是仅仅鼓励我们流汗的教练。
正如许多观察者——比如《卫报》这篇文章中的 Rachel Aroesti——所指出的那样，播客的主持人是这种强烈的联系感的主体。我自己对一些准社交的播客很痴迷，尤其是 the podcasting family the McElroy Brothers，他们制作了喜剧节目 My Brother, My Brother and Me ，还有游戏实录的龙与地下城播客_The Adventure Zone_等等。我关注他们的reddit圈子，看到麦克尔罗伊的文化基因就咯咯地笑，还会买些商品来支持good good boys (他们是这么叫的)。我已经成为了The McElroys 他们的粉丝，就像我是他们内容的粉丝一样。我知道他们小时候的绰号，他们与抑郁症和社交焦虑症的斗争，我还知道贾斯汀因为偷了《搏击俱乐部》 DVD 而被百视达解雇的事。
The McElroys 是我生活中日常的一部分。每个星期一，我知道会有一期新的My Brother, My Brother and Me，就像一盒卡夫通心粉和奶酪一样舒适。当我在写论文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躲在被子里听 The McElroys，直到我的问题变得轻松一些。我觉得——说起来很尴尬——The McElroys 是我的朋友，如果我们在街上见面，我们可以好好聊聊我们的生活，或许还可以一起喝杯啤酒。当然，我知道The McElroys 不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仍然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在彼此的陪伴下，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要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转向网络名人朋友，我们需要看看友谊的悠久历史。最简单的说，朋友就是那些能满足我们归属感的人。 心理学家 Roy Baumeister 和 Mark Leary 在这篇1995年的论文中指出，只有当人们与他人愉快的互动在一个可预测的规则结构中时，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才会得到满足。在人类历史的深处，这种归属感主要由大家庭提供: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阿姨、叔叔和堂兄弟姐妹。现代友谊的历史就是人们如何通过寻找外部的归属感来应对家庭结构的破坏---- 结拜兄弟、朋友、电视主持人和播客。
在西方，这段历史可能始于14世纪，当时欧洲相继遭受了大饥荒和黑死病。多达一半的人口死亡。这破坏了家庭——这种归属感的中心基础。人们则是与家庭以外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尤其是那些有共同兴趣或相似观点的人: 朋友。朋友这个词及其同源词在文献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人们开始给朋友写信，谈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的灵魂。有时候，男人们在教堂里彼此宣誓永远的兄弟情谊，交换戒指，合并他们的纹章，并计划像已婚夫妇一样并肩下葬。一些新的机构出现，以促进这些非亲属的关系，包括帮会。这些归属机构通过具体的团结仪式，如分享面包和唱歌，将陌生人变成兄弟姐妹。你可以信赖这些朋友。你饥饿的时候，他们与你一同吃饭; 你穷困的时候，他们给你钱; 你死后，他们为你做弥撒; 因为他们相信你也会为他们做同样的事。
在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人们从农村社区迁移到人口越来越密集的城市，友谊变得更加重要。但人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友谊结构，因为从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缓慢转变，消除了曾经让人们有事可做的季节性工作和娱乐的旧节奏。休闲活动从公共场所，如乡村绿地和市场转移到付费的目的地，如游乐园、剧院和咖啡馆。在那里，人们聚在一起消费同样的东西，比如一起喝咖啡，看杂志，或者欣赏同样的艺术。归属机构变得更加正式，因为它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帮助日益流离失所的人口。在19世纪，英国超过一半的成年男性是Friend Society的成员，这是一个男性定期支付一起吃喝费用的俱乐部，其中一部分费用用于提供社会保险。正如杰拉尔德 · 甘姆(Gerald Gamm)和罗伯特 · 普特南(Robert Putnam)所说，麋鹿俱乐部(Elks Clubs)和怪人组织(Oddfellows)使19世纪的美国成为一个类似的“nation of joiners”。
战后的美国面临着另一场归属危机。20世纪50年代史无前例的物质繁荣导致了一种自我满足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消费文化。更多的家庭挤在郊区的房子里，独自享受他们的东西。另一方面，那些不愿意顺从的人发现自己经常被排斥在仅存的几个能够提供归属感的机构之外，比如教堂或保龄球馆。新的大众市场消费产品试图填补归属的空白: 自助书籍，特百惠派对，以及大众媒体。
这就是首次描述准社交媒介消费趋势的背景。社会科学家唐纳德 · 霍顿(Donald Horton)和理查德 · 沃尔(Richard Wohl)在他们1956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与准社交互动》(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中，确定了一种新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他们称之为“人格秀”(personality show)。这些节目的形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是让观众觉得这个节目的一部分是与亲密朋友交谈: 镜头被精心设计，以显示这个人物迷人面孔的每一个细微差别和滴答声; 镜头设置在家庭空间，比如书房和卧室; 这个人物甚至直接对观众说话，预测他们的反应，分享个人细节，这样观众在一周又一周的观看时，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些节目大多数只是脱口秀，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的史蒂芬 · 科尔伯特。但是这些表演可能会有一种奇怪的亲密感。例如，在1951年的电台节目《寂寞的女孩》中，一个无名的女人对她害羞、孤僻、寂寞的情人说了一段“低沉、虚情假意”的独白。“亲爱的，难道你不明白，我只是千千万万个寂寞女孩中的一个。我属于他，他每个星期天都去博物馆，在中央公园散步，悲伤地看着那里的恋人们。但是我比这些爱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幸运，因为我有你。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你吗?”霍顿和沃尔认为，这些准社交关系给了孤独、孤立、边缘化的人们无法从周围的社会中获得的归属感。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场经济错位导致的民族归属感危机。食品、电子产品和汽车等物质产品现在比过去更便宜，但医疗保健、教育、儿童保育，尤其是住房等方面的价格却越来越高。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家庭。千禧一代的孩子比他们想要的要少，或者根本不想要家庭。友谊只能填补这个空白，因为它已经被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加短暂的生活条件所限制。归属机构的数量也在减少。正如罗伯特 · 普特南和西达 · 斯科克波尔等学者所说，很少有人参与像保龄球俱乐部、教堂或政治团体这样的公民社会组织。这导致了一场友谊危机，尤其是在男性之间: 2006年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谈论重要事情的人数有所下降。这种情况是因为隔离区的强制隔离而恶化。
人们用他们现有的技术来应对每一次归属危机: 文艺复兴时期的信件，早期工业时代的俱乐部，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今天，人们可以使用手机。
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个性化节目一样，今天的准社交媒体对亲密关系的表现也是精心设计的。表演者以对话的方式与我们交谈，他们让我们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他们揭示了他们的弱点。内容通常是在家庭场合: 卧室、电脑前、家人和朋友之间ーー非正式且不可预测，就像真正的友谊一样。最近，波 · 伯南(Bo Burnam)在网飞(Netflix)的特别节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独自一人，带着相机，在他凌乱的家庭录音室里——独自和我们在一起——留着与世隔绝的胡须，眼神空洞，充满了悲伤和自我坦白。但是光线很好，镜头也很好。他花时间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切: 他在这里，摆弄他的专业级灯光的精确角度和色调，小心翼翼地表演友好的自我忏悔，以便观众能够想象他像朋友一样独自对他们说话。
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机和收音机，那时在起居室和书房里还是很重的家用电器，今天的准社交媒体无处不在，只要我们感到无聊和孤独: 在公共汽车上，在厕所里，或者在床上的被子里。更重要的是，内容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有针对性。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媒体必须吸引大众消费者: 它必须取悦于某些最小公分母的观众，才能使经济学发挥作用。但是今天，因为网上有如此巨大的潜在读者群，内容可以针对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活跃的互联网使得网络文化引人注目: 虚假的棒球联盟、 ASMR、 mukbang ——当你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你会觉得自己偶然发现了一个你以前甚至意识不到的秘密和精确的部分，这是你第一次在与屏幕亲密接触的时候表达出来。
现代媒体与可扩展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其在财务上具有可行性。例如，My Brother, My Brother and Me 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也许是上百万。但是我完全是一个人在听这个节目，通过我耳机。我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the McElroy brothers 是在直接和我说话，即使他们是在和一大群孤立的粉丝说话。
当代社会媒体通过模糊内容创造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克服了亲密性和可扩展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名人能够跨过舞台，真正注意到我们，把我们从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变成积极参与者。例如，泰勒 · 斯威夫特在婚礼和新娘送礼会等特殊场合让粉丝们大吃一惊。利基子流派更加依赖于这些粉丝互动来推动参与和维持他们的商业模式。例如，快餐评论播客 Doughboys 的每一集都以两段粉丝内容开头: 一段是主持人麦克 · 米切尔对自己体重的“挖苦”，另一段是粉丝们自创的歌曲的“the drop”，这首歌让人回想起过去几集的内容、梗和笑话。这不仅提供了常规的内容，而且使节目感觉像是他和的粉丝之间的对话。
像 Patreon、 OnlyFans 和 Twitch 这样的支付网站让这些亲密关系可以货币化。Twitch Streams 上有“聊天”功能——用户评论、梗和表情符号的滚动信息，主播可以与之互动。VTuber (虚拟主播) Chester The Otter 在聊天中吟唱 MAID COSTUME 时穿上了 MAID COSTUME。许多流媒体利用这种互动赚钱: 如果你赞赏的话，主持人会大声喊出来。Patreon 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加明确和复杂，它允许粉丝根据他们给创作者的金钱支持程度把自己分成不同的等级。在创作歌手 Amanda Palmer 的 Patreon上，你可以保证访问她的常规网络聊天。Palmer 不仅会让你参与这些聊天，她还会从她的旅行中给你寄送私人明信片。这是一种个人关系，而不是一种经济交换。你支持创作者，因为朋友就是这样做的，创作者用友谊的语言回答你的问题，在信息流中说出你的名字，给你寄明信片，让你拍拍他们的头。
Parasociality promises to satisfy a need that it can only make more acute（不会翻译）.粉丝们通常希望他们单方面的关系是互惠的，因为内容创作者认识到他们是一个个体，像朋友一样，不仅有用，而且为自己所爱。但是由于互联网文化的规模，对于创造者来说，粉丝们的总和永远不会超过一个匿名群体的波动指标。
然而，现代准社交媒体的互动结构却一次又一次地演化出这种不可能的相互认同。我们看到泰勒 · 斯威夫特可以在粉丝们的婚礼上给他们惊喜ーー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我们可以拍拍Chester的头ーー也许他们可以偶尔拍拍我们的头？
不断被唤起，然后被创作者认可的欲望受挫，会使粉丝文化变得残酷而反复无常。我在My Brother, My Brother and Me community 社区看到过这种情况，当“中位的兄弟”特拉维斯 · 麦克尔罗伊接管“冒险地带”时，节目开始下滑。Reddit上的帖子变成了不满的列表，不满很快就集中到了 Travis 的个性上。粉丝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消耗 Travis 的个性，这给了他们足够的证据来对付他。我们很生气ーー生气他假装和我们很亲近，而且在重要的时候他不听我们的话。
霍顿和沃尔认为那些在电视上看个性节目的孤独和孤立的人是被冷酷无情的大众媒体制作人愚弄的天真无知孩子。类似地，今天对准社会媒体的批评常常指责创造者和平台剥削脆弱和孤独的粉丝。一个自顶向下的解决方案通常来自于这个分析。如果人们羞辱像Travis McElroy 这样的准社会性内容创造者，他们可能会停止自称“互联网最好的朋友”，转而鼓励一种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媒体消费方式。
但是，这种反应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粉丝自己可以批判和创造性地消费。当然，粉丝空间是围绕着内容创建者的个性确立的，但是它们可以成为真正的社区和属于自己的权利的基础。粉丝艺术、粉丝小说和粉丝评论的创造力是无法抵挡的。粉丝群体有时也会自我批评。准社会性这个词本身已经因为狂热而变得突出。麦克埃尔罗伊的评论很快采用了准社会性的语言，尤其是在 YouTube 评论家Sarah Z 用这个概念来理解粉丝们对兄弟俩的强烈反对之后。许多利基粉丝团体经常明确警告准社会性的危险: VTubers，John Mulaney，KPop。
然而，即使是这种由粉丝提供的社区和自我批评的承诺，也令人难以置信地不满意。网上粉丝空间之所以看起来像协作社区，只是因为社交媒体平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扭曲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中，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活跃的、参与的。但社交网络上的绝大多数人(可能有90%)都是潜水者，他们很少对对话做出贡献。看起来欣欣向荣的社群实际上是准社交关系中的准社交关系: 大多数人被动地消费少数人的贡献。潜伏者被动地消耗超级粉丝的粉丝艺术、粉丝批评和爱，就像他们消耗创造者的个性一样。
这里不再是社交媒体曾经似乎承诺的民主天堂，不再是那些通过自由辩论成长起来的同龄人之间开放式的、不可预测的对话。事实证明，这更像是透过窗户看到一群朋友正在交谈，他们听不到你和他们的笑话一起大笑。从这个意义上说，准社会媒体的盛行更广泛地揭示了互联网核心令人失望的准社会互动。社交媒体平台像 Instagram，TikTok，和 Facebook 倾向于把我们和朋友之间的互动变成超越社交: 我们在空闲、等待或者独自坐着不做事的时候，滚动浏览我们认识的人正在做事的所有图片。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学会了发布内容，就好像我们正在主持20世纪50年代的一场老式个人秀，想要看起来像我们正在提供一个友好互动的内容。我们看着镜头，我们直接和观众交谈，我们做出友谊的姿态，这样观察我们的人就会认为我们是在单独回应他们。但是我们正在对其他的东西做出反应---- 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幻想或者我们自己在屏幕上的形象反映在我们身上。准社交媒体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而是表达了对归属感更深层次的渴望，这种渴望存在于无法维持的结构之中。它们在诱人的、短暂的、片面的互动中滚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很少兑现我们作为个体、作为朋友被看待和了解的承诺。